【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周福楼:我的五次乔迁之喜

发布时间:2018-07-12 00:01:00   1277 作者:周福楼

一晃,改革开放40周年了。40年间,我先后五次搬家,五次换住房,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回忆这段时光,心里总是甜蜜蜜的喜滋滋的。

 

第一次乔迁:住上小红房,情味浓得不开

 

40年前的那个初秋,风和日丽。上午八九点钟,靠着我家房屋山墙的竹竿上那挂红爆竹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吉日良辰,似子娶媳女出嫁,一喜气洋洋。

那年9月,我脱掉戎装,转业到惠民地区商业局工作。红爆竹响过之后,局机关的同志跟我开玩笑周秘书,咱这是个新宿舍院,你是入住的第一户,新院落、新房子、新家具,里表都是新的,而且你又是商业战线上的新兵,五喜盈门,乔迁大吉大利,是五喜中的大喜!

我在部队度过19年时光居住条件较差,有时还住民房,那时多么盼望有一天住进宽绰明亮的房子,老婆孩子在一起,过属于自己的日子呢!当然,这盼望只偶尔出现在梦境里,军人守卫海防,守卫安宁,使命如天啊!

岁月的脚步是任何力量也拽不住的。梦里的这个愿望,还是如期到来了。那时候,正处于计划经济末期,实行的是供给制实物分房。地区商业局与地区供销社分设,商业局起炉灶,在黄河五路渤海六路路口西北拐角处,新盖了一座办公楼和平房宿舍院。

办公楼启用还没满月;宿舍区各家的院墙正在打地基;屋里已粉刷完毕,雪白净;宿舍共两大间,里屋是卧室,外屋中间有道隔墙,里头放张单人床,外面放个脸盆架,搭毛巾的铁丝绳都拉上了。小院南侧盖了一座分里外间的小房子,里面是储藏室,外面是小厨房,锅灶都垒好了。

那个年代,这宿舍就是顶呱呱的高级房子,还没竣工,去参观的人就络绎不绝,一个个满脸的羡慕。而且桌椅板凳床,都是公家配的,还配了一床厚厚的蒲席。参观的人进去一瞧,夸奖说:“到地区商业局工作的,都住上‘共产主义’小红房了。”

那院落还没垒起来之前,一排房子五户人家过得像一大家人。夕阳西下,到了饭点,各家都支张小桌在院子里吃,谁家烙了饼,谁家包了水饺,那一排房子的人家都跟着解馋。奇怪的是,那院墙垒起来了,各家都被一堵墙隔开了,可那情感没被隔开,照常你来我往,还是一大家人。到了晚饭时间,孩子常到别人家吃得蜜口香甜,喊都喊不去,非大人半真半假地拧着耳朵才回去。

我住上这砖瓦小红房后,手脚变得勤快了,那小院子就跟我现在房子的餐厅这么大,东侧垒的鸡窝,用架网罩着养了几只鸡;西侧种了三棵月季花,分别是桃红、紫红、金黄;屋檐下,还垂着开着小黄花的几株丝瓜,惹得蝶飞蜂舞,房头小柳树上的喜鹊叫喳喳;一群小麻雀落在架网前,争觅鸡爪刨出来的碎糠残粒。冬季,我贴着月季花掘了个小菜窖,储存过冬菜,能吃到来年春天鲜菜上市。

三个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大地我的第一次乔迁正赶上这台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戏即刻开场的时候,这是福兆啊!

 

第二次乔迁:入住行署大院,光景美得不得了

 

我从政的头两年,一块转业北镇在地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安家的有百余人,号称“一百单八将”。每逢孩生日满月,逢年过节,都相互走一走聚一聚,重叙亲如兄弟的战友情。

一位与我年在乐陵入伍的战友,分配在地区劳动局,家就安在行署大院里的一座宿舍楼三楼上(最高楼层)。一踏进他那屋,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像我念小学的时候,老师描述的“共产主义”象征一样。他办公室就在院内,一支烟刚点着,没等吸两口就到了,跟在家里办公差不多。

站在他家的阳台上远眺,哇!那黄河大堤上的垂柳、紫槐、梧桐、白杨,那道长龙般的绿色长廊尽收眼底。那情景,不但我眼红,其他战友们都眼红。我禁不住暗自思忖,啥时候我能住上这么一套楼房。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80年8月下旬,我调入行署财贸办公室,但仍住在地区商业局,骑自行车上下班,酷夏寒冬,风里雨里跑了一两年。那期间,经常跟着领导到各县搞调研,检查工作。尤其去滨县蹲点,总结财贸工作“五到户”这个改革典型,早出晚归很不方便。组织出面,以缪光华副专员(兼财办主任)的名义,找行署办公室的同志,称周秘书整天忙着跑各县抓财贸工作改革,探寻财贸系统如何为农村“大包干”服务的问题,请你们给予关照,在行署大院安排套房子,跟着缪专员出发也方便些。

行署办公室的同志一听我跟着领导忙着抓改革,为农村“大包干”开路,这理由很充分,打不得半点折扣几经周折,很快给我安排了一套住房。我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晚饭时对象特意多炒了两个菜,烫了一壶酒(其实,我这酒量顶多喝手指肚大的两三小杯酒),以示庆贺。

在行署大院,这套房子位于西边那条路西侧的最北端,吉利数字:六号是行署宿舍区建的最早几座楼之一,三层,两个单元。当时,那房子是借鉴了大城市最先进的图纸,略加改进后盖起来的,戏称“三室一廊、两背一阳”。“三室一廊”,即三个卧室,一进门,有一条八九十厘米宽窄的走廊,大胖子一个人走正合适,瘦一点的两个人可以并行;搬运个厨子、柜子等大件家具,得从阳台上用绳子吊到屋里去。“两背一阳”,即一个直通阳台的向阳间,既是客厅又是卧室;两个背间,一大一小大点的能放两张单人床,小点的能放张一米五宽的双人床,如有两个孩子和老人都能应付得了。

因为那房子在最北端,紧靠小花园,百花争艳,鸟语花香;路两侧,绿荫如盖;离办公大楼八九十米远,上下班两分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能看到我家的北窗……老乡、战友见了,开玩笑说:“福楼可是‘高干’啊!”我晓得这是在“闹”我,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第三次乔迁:住进行署大院“第二代房”,买下40%的产权

 

1986年11月,我由地区经委财贸基层科科长晋升为地区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当时,正处于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奏期,广泛开展工业企业的管理升级活动,白手起家,从零起步,忙得焦头烂额。

那时,你只管好好干工作,牵涉你个人生活的一些重大事项,不用你自己操心,届时组织就会为你出面协调,为你分忧解难。所谓“组织温暖”,恐怕这么来的,时刻都有一缕阳光在为你送暖。

住进“三室一廊、两背一阳”的房子还不到半年时间,行署办公室行政科的同志找到我,说:现在组织考虑给你调换一套稍好些的房子,抽空拾掇拾掇,尽快搬过去。说真的,调换房子的事,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有些喜出望外。

新调换的这套房子,是行署大院的“第二代房”比先前住的那套房子在设计布局上有了较大改进:一背两阳,没了走廊。背间是次卧,两个向阳间,一间是通阳台的客厅(搭张床,可以住人),一间是主卧,宽绰了许多。楼下还有一个带小院的储藏室,安扇门,存放个东西很方便,也很安全。人口多的,收拾一下可以住人。

住上房子的头三年,到了寒冬腊月,还是自家买煤、劈柴,生炉子取暖。1990年代初通上了暖气,似乎外面天气越寒冷,屋里就越暖和。即使外面大雪飘飘,北风扑窗,屋里照样暖煦煦的

1991年,我们地区的住房制度改革起航。依照行署授权,这项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又艰巨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由体改委牵头操盘。经党组研究决定,把这副担子压在了副主任、党组成员曹同章的肩上,由他率领一位科长和一位办事员具体负责,组织地直相关部门的23名同志,跑遍了山东省的八个市地,远赴北京通县、北京市房改办考察取经,并到国务院房改办作了请示汇报,最终了我区历史上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方案、第一个实施意见,滨州地区成为全省第一家推行公有住房以售为主改革的地区

就在这一页揭开后的1993年,我自掏腰包买下了这套房子40%自有产权。现在看,这尽管是一小步,但这是一步历史性的跨越,前面更美的风景正在招手!

 

第四次乔迁:住上了“旅级楼”,拥有百分之百的个人产权

 

1997年寒冬,正值我任职地区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一周年的时候,我的住房从四号楼调到八号楼。

满大院的人都知道,这八号楼了得!在那么大的院子里,这样的楼一共有三幢,两层,两个单元,一幢楼只住八户人家,三幢楼也就是24户人家。当时,除地厅级住带小院的大红平房外,这三幢楼鹤立鸡群,算得上是拔尖的了。相当初,有资格住上这三幢楼的画了几条硬杠杠,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二是18级以上的行政级别、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干部;三是行署委办局任职时间长的“一把手”。

由此,大院里的人们都称这三幢楼是“旅级楼”。我不晓得行署办公室的同志是怎么计算的,我任体改委正职才一年,但任副职时间长,有十个年头,而且是1950年代参加工作的,入伍时间早,就把我画到这个圈子里来了,真是高看了。就这样,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那天,我们全家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住上了“旅级楼”。

“旅级楼”与行署实验幼儿园、行署伙房一路之隔,与行署门诊所一幢楼之隔,与惠民大众报社(今滨州日报社)一墙之隔。走几步就出南大门,对面就是剧场街,买利津水煎包、滨县锅子饼、北镇顺子肉、广饶肴驴肉,给孙子买糖葫芦方便得很。

“旅级楼”,住起来既宽绰又实惠。8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背三阳。不但有直通阳台的大客厅,还有小餐厅;主卧、卧均是向阳间、大窗户;背间放张双人床,还能再放个大衣橱和梳妆台,小儿子结婚,就作为新房派上了用场。屋内设备也先进了许多,灯泡换成了灯棍,还有安电话座机和落地风扇的插座。

我调换到“旅级楼”后,又跟房改扯上了关系。这套“旅级楼”,比我先前的那套房子大出了20多平方米,那房子已交了40%自有产权的款项,换了这套大房子,还需再补交这20多平方米40%自有产权的差额没等人家催促,就赶紧把这块差额交付补齐了。

2002年,滨州市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向住房百分之百的个人产权、完全实现住房商品化和货币化迈进,这在当时已成一种潮流。按照规定标准,各家各户又都补交剩余60%产权的差额。当房主们领到那盖钢印的紫红色《房产证》时,悄然间,一个历史形成的实物分配型住房的旧体制、旧制度已经结束,一个由市场配置住房资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五次乔迁:西区大开发,住进了花园式家园

 

21世纪,滨州市作出一项载入史册的战略决断:实施西区建设,市委、市政府整体西迁,带动建设一个新滨州。

顷刻间,距老城区十多华里的旷野里,包括市政大楼在内的一座座楼盘铺展开来,伸着长臂的塔吊盘旋在蓝天,戴着头盔的数千工人挥汗如雨,夜晚工地上一片灯火……其间,已退休的我拖着病体,骑着自行车,和好奇的人们一道,一次次前去工地眺望。

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2004年8月初的一天,西区建房指挥部在市政府礼堂举行选房仪式。开始选房前,我担心全家人早就看好的“意中房”,被他人挑走,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可到了选的时候,由于我选房的分数较高,排序第11位,进去以后,一看房子坐落分布图上,那套“意中房”还在静静地等着我,只用了几秒钟,“小红旗”插在了那套房子的空格里!从此,我和老伴有生之年的生活空间就定格于此了。

亲戚来探亲,着这现代花园式家园,啧啧称羡:“在大城市,找这么一片绿色花园,这么一座秀丽的风景区,难啊!

造福当代,惠泽子孙。西区开发,带动了整个滨州的大开放、大发展。我和老伴晚年有幸在这方热土华丽嬗变的时节,住进这样的环境里颐养天年,是改革开放赐给俺的福啊!

 

(作者系原滨州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现为滨州市发改委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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