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周福楼：我的五次乔迁之喜

一晃，改革开放40周年了。这40年间，我先后五次搬家，五次换住房，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回忆这段时光，心里总是甜蜜蜜的、喜滋滋的。

 

第一次乔迁：住上小红房，情味浓得化不开

 

40年前的那个初秋，风和日丽。上午八九点钟，靠着我家房屋山墙的竹竿上那挂红爆竹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吉日良辰，似子娶媳女出嫁，一派喜气洋洋。

那年9月，我脱掉戎装，转业到惠民地区商业局工作。红爆竹响过之后，局机关的同志跟我开玩笑：周秘书，咱这是个新宿舍院，你是入住的第一户，新院落、新房子、新家具，里表都是新的，而且你又是商业战线上的新兵，五喜盈门，乔迁大吉大利，是五喜中的大喜！

我在部队度过19年时光，居住条件较差，有时还住民房，那时多么盼望有一天住进宽绰明亮的房子，老婆孩子在一起，过属于自己的日子呢！当然，这盼望只偶尔出现在梦境里，军人守卫海防，守卫安宁，使命如天啊！

岁月的脚步是任何力量也拽不住的。梦里的这个愿望，还是如期到来了。那时候，正处于计划经济末期，实行的是供给制实物分房。地区商业局与地区供销社分设，商业局另起炉灶，在黄河五路渤海六路路口西北拐角处，新盖了一座办公楼和平房宿舍院。

办公楼启用还没满月；宿舍区各家的院墙正在打地基；屋里已粉刷完毕，雪白干净；宿舍共两大间，里屋是卧室，外屋中间有道隔墙，里头放张单人床，外面放个脸盆架，搭毛巾的铁丝绳都拉上了。小院南侧盖了一座分里外间的小房子，里面是储藏室，外面是小厨房，锅灶都垒好了。

在那个年代，这宿舍就是顶呱呱的高级房子，还没竣工，去参观的人就络绎不绝，一个个满脸的羡慕。而且，桌椅板凳床，都是公家配的，还配了一床厚厚的蒲席。参观的人进去一瞧，夸奖说：“到地区商业局工作的，都住上‘共产主义’小红房了。”

那院落还没垒起来之前，一排房子五户人家过得像一大家人。夕阳西下，到了饭点，各家都支张小桌在院子里吃，谁家烙了饼，谁家包了水饺，那一排房子的人家都跟着解馋。奇怪的是，那院墙垒起来了，各家都被一堵墙隔开了，可那情感没被隔开，照常你来我往，还是一大家人。到了晚饭时间，小孩子常跑到别人家吃得蜜口香甜，喊都喊不回去，非大人半真半假地拧着耳朵才回去。

我住上这砖瓦小红房后，手脚变得勤快了，那小院子就跟我现在房子的餐厅这么大，东侧垒的鸡窝，用架网罩着养了几只鸡；西侧种了三棵月季花，分别是桃红、紫红、金黄色；屋檐下，还垂吊着开着小黄花的几株丝瓜，惹得蝶飞蜂舞，房头小柳树上的喜鹊叫喳喳；一群小麻雀落在架网前，争觅鸡爪刨出来的碎糠残粒。冬季，我贴着月季花掘了个小菜窖，储存过冬菜，能吃到来年春天鲜菜上市。

三个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大地。我的第一次乔迁，正赶上这台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戏即刻开场的时候，这是福兆啊！

 

第二次乔迁：入住行署大院，光景美得不得了

 

我从政的头两年，一块转业到北镇在地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安家的有百余人，号称“一百单八将”。每逢孩子生日满月，逢年过节，都相互走一走聚一聚，重叙亲如兄弟的战友情。

一位与我同年在乐陵入伍的战友，分配在地区劳动局，家就安在行署大院里的一座宿舍楼三楼上（最高楼层）。一踏进他那屋，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像我念小学的时候，老师描述的“共产主义”象征一样。他的办公室就在院内，一支烟刚点着，没等吸两口就到了，跟在家里办公差不多。

站在他家的阳台上远眺，哇！那黄河大堤上的垂柳、紫槐、梧桐、白杨，那道长龙般的绿色长廊尽收眼底。那情景，不但我眼红，其他战友们也都眼红。我禁不住暗自思忖，啥时候我能住上这么一套楼房。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80年8月下旬，我调入行署财贸办公室，但仍住在地区商业局，骑自行车上下班，酷夏寒冬，风里雨里跑了一两年。那期间，经常跟着领导到各县搞调研，检查工作。尤其去滨县蹲点，总结财贸工作“五到户”这个改革典型，早出晚归很不方便。组织出面，以缪光华副专员（兼财办主任）的名义，找行署办公室的同志，称周秘书整天忙着跑各县抓财贸工作改革，探寻财贸系统如何为农村“大包干”服务的问题，请你们给予关照，在行署大院安排套房子，跟着缪专员出发也方便些。

行署办公室的同志一听我跟着领导忙着抓改革，为农村“大包干”开路，这理由很充分，打不得半点折扣，几经周折，很快给我安排了一套住房。我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晚饭时，对象特意多炒了两个菜，烫了一壶酒（其实，我这酒量顶多喝手指肚大的两三小杯酒），以示庆贺。

在行署大院，我这套房子位于西边那条路西侧的最北端，吉利数字：六号，是行署宿舍区建的最早的几座楼之一，三层，两个单元。当时，那房子是借鉴了大城市最先进的图纸，略加改进后盖起来的，戏称“三室一廊、两背一阳”。“三室一廊”，即三个卧室，一进门，有一条八九十厘米宽窄的走廊，大胖子一个人走正合适，瘦一点的两个人可以并行；搬运个厨子、柜子等大件家具，得从阳台上用绳子吊到屋里去。“两背一阳”，即一个直通阳台的向阳间，既是客厅又是卧室；两个背间，一大一小，大点的能放两张单人床，小点的能放张一米五宽的双人床，如有两个孩子和老人都能应付得了。

因为那房子在最北端，紧靠小花园，百花争艳，鸟语花香；路两侧，绿荫如盖；离办公大楼八九十米远，上下班两分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能看到我家的北窗……老乡、战友见了，开玩笑说：“福楼可是‘高干’啊！”我晓得这是在“闹”我，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第三次乔迁：住进行署大院“第二代房”，买下40%的产权

 

1986年11月，我由地区经委财贸基层科科长晋升为地区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当时，正处于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奏期，广泛开展工业企业的管理升级活动，白手起家，从零起步，忙得焦头烂额。

那时，你只管好好干工作，牵涉你个人生活的一些重大事项，不用你自己操心，届时组织就会为你出面协调，为你分忧解难。所谓“组织温暖”，恐怕就是这么来的，时刻都有一缕阳光在为你送温暖。

住进“三室一廊、两背一阳”的房子还不到半年时间，行署办公室行政科的同志找到我，说：现在组织考虑给你调换一套稍好些的房子，抽空拾掇拾掇，尽快搬过去。说真的，调换房子的事，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有些喜出望外。

新调换的这套房子，是行署大院的“第二代房”，比先前住的那套房子在设计布局上有了较大改进：一背两阳，没了走廊。背间是次卧，两个向阳间，一间是通阳台的客厅（搭张床，可以住人），一间是主卧，宽绰了许多。楼下还有一个带小院的储藏室，安扇门，存放个东西很方便，也很安全。人口多的，收拾一下还可以住人。

住上这房子的头三年，到了寒冬腊月，还是自家买煤、劈柴，生炉子取暖。1990年代初通上了暖气，似乎外面天气越寒冷，屋里就越暖和。即使外面大雪飘飘，北风扑窗，屋里照样暖煦煦的。

1991年，我们地区的住房制度改革起航。依照行署授权，这项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又艰巨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由体改委牵头操盘。经党组研究决定，把这副担子压在了副主任、党组成员曹同章的肩上，由他率领一位科长和一位办事员具体负责，组织地直相关部门的23名同志，跑遍了山东省的八个市地，还远赴北京通县、北京市房改办考察取经，并到国务院房改办作了请示汇报，最终制订了我区历史上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方案、第一个实施意见，滨州地区成为全省第一家推行公有住房以售为主改革的地区。

就在这一页揭开后的1993年，我自掏腰包买下了这套房子40%的自有产权。现在看，这尽管是一小步，但这是一步历史性的跨越，前面更美的风景正在招手！

 

第四次乔迁：住上了“旅级楼”，拥有百分之百的个人产权

 

1997年寒冬，正值我任职地区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一周年的时候，我的住房从四号楼调到了八号楼。

满大院的人都知道，这八号楼可了得！在那么大的院子里，这样的楼一共有三幢，两层，两个单元，一幢楼只住八户人家，三幢楼也就是24户人家。当时，除地厅级住带小院的大红平房外，这三幢楼鹤立鸡群，算得上是拔尖的了。相当初，有资格住上这三幢楼的画了几条硬杠杠，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二是18级以上的行政级别、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干部；三是行署委办局任职时间长的“一把手”。

由此，大院里的人们都称这三幢楼是“旅级楼”。我不晓得行署办公室的同志是怎么计算的，我任体改委正职才一年，但任副职时间长，有十个年头，而且是1950年代参加工作的，入伍时间早，就把我画到这个圈子里来了，真是高看了。就这样，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那天，我们全家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住上了“旅级楼”。

这“旅级楼”与行署实验幼儿园、行署伙房一路之隔，与行署门诊所一幢楼之隔，与惠民大众报社（今滨州日报社）一墙之隔。走几步，就出南大门，对面就是剧场街，买利津水煎包、滨县锅子饼、北镇顺子肉、广饶肴驴肉，给孙子买糖葫芦方便得很。

这“旅级楼”，住起来既宽绰又实惠。8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背三阳。不但有直通阳台的大客厅，还有小餐厅；主卧、次卧均是向阳间、大窗户；背间放张双人床，还能再放个大衣橱和梳妆台，小儿子结婚时，就作为新房派上了用场。屋内设备也先进了许多，灯泡换成了灯棍，还有安电话座机和落地风扇的插座。

我调换到“旅级楼”后，又跟房改扯上了关系。这套“旅级楼”，比我先前的那套房子大出了20多平方米，那房子已交了40%自有产权的款项，换了这套大房子，还需再补交这20多平方米40%自有产权的差额，没等人家催促，就赶紧把这块差额交付补齐了。

2002年，滨州市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向住房百分之百的个人产权、完全实现住房商品化和货币化迈进，这在当时已成一种潮流。按照规定标准，各家各户又都补交剩余60%产权的差额。当房主们领到那盖钢印的紫红色《房产证》时，悄然间，一个历史形成的实物分配型住房的旧体制、旧制度已经结束，一个由市场配置住房资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五次乔迁：西区大开发，住进了花园式家园

 

进入21世纪，滨州市作出一项载入史册的战略决断：实施西区建设，市委、市政府整体西迁，带动建设一个新滨州。

顷刻间，距老城区十多华里的旷野里，包括市政大楼在内的一座座楼盘铺展开来，伸着长臂的塔吊盘旋在蓝天下，戴着头盔的数千工人挥汗如雨，夜晚工地上一片灯火……其间，已退休的我拖着病体，骑着自行车，和好奇的人们一道，一次次前去工地眺望。

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2004年8月初的一天，西区建房指挥部在市政府礼堂举行选房仪式。开始选房前，我担心全家人早就看好的“意中房”，被他人挑走，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可到了选的时候，由于我选房的分数较高，排序第11位，进去以后，一看房子坐落分布图上，那套“意中房”还在静静地等着我，只用了几秒钟，就把“小红旗”插在了那套房子的空格里！从此，我和老伴有生之年的生活空间就定格于此了。

亲戚来探亲，看着这个现代花园式家园，啧啧称羡：“在大城市，找这么一片绿色花园，这么一座秀丽的风景区，难啊！”

造福当代，惠泽子孙。西区开发，带动了整个滨州的大开放、大发展。我和老伴晚年有幸在这方热土华丽嬗变的时节，住进这样的环境里颐养天年，是改革开放赐给俺的福啊！

 

（作者系原滨州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现为滨州市发改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