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全面推行 催生出滨州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家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年度大事

1.1月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北镇烈士陵园更名为渤海烈士陵园，列省重点烈士纪念物保护单位。12月，徐向前元帅题名：“渤海革命烈士陵园”。

2.3月30日，省委决定，董凤基任中共惠民地委书记，地委原书记李聚馨调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3.3月，惠民地区确定“七五”期间建设六大经济林基地。分别是:以无棣县为中心建立惠北枣农生产基地100万亩，本世纪末达200万亩；以阳信县为中心发展15万亩鸭梨；以博兴县为中心发展2万亩柳腊；以高青县青城镇为中心发展5万亩桑粮间作基地；以邹平县山区为重点发展1.5万亩水杏；以邹平、阳信、惠民县为重点发展椿粮间作10万亩。

摄影：张中梁

4.4月15日至17日，全区企业承包工作会议召开，地委要求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认真贯彻“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方针。至4月中旬，全区县以上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的210家，占企业总数的82%；流通企业实行承包的350家，占总数的85%；流通小门店已承包、租售90%以上。

5.4月20日至26日，惠民地区吕剧团大型现代吕剧《攀亲记》在北京演出期间，25日进中南海汇报演出。

《攀亲记》作曲者王永昌(中)

6.5月19日至20日，地委、行署部署住房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将暗贴转为明贴，将住房作为商品，建立住房基金，开放房地产市场。决定1989年建立组织，制订方案，打好基础，并在邹平、阳信县试点；1989年至1990年全面铺开；1992年前搞好扫尾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如期进行。

7.5月25日至26日，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春云到惠民地区视察，听取了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地区行署领导人的汇报，察看了无棣县滩涂开发和部分工厂。

8.6月9日至10日，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地区行署与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在北京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惠民地区经济开发咨询会”。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常务副主任马西林主持会议，中顾委常委段君毅、委员李昌、韩天石、赵健民以及景晓村、李静等15人到会发言。中共惠民地委书记董凤基、行署专员王道玉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6月11日，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南海接见了在京参加“惠民地区经济开发咨询会”的中共惠民地委书记董凤基、行署专员王道玉、副专员赵延孝等。

9.7月21日，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地委书记董凤基提出要实施“科教兴惠”战略。

10.7月27日，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地区行署举行追悼大会，隆重悼念“爱民护法英雄”王法敏烈士，号召全区人民向王法敏烈士学习。王法敏烈士是武警部队惠民地区支队助理军医，山东蓬莱县人，7月10日晚10时许，为制止流氓殴打群众，与罪犯英勇搏斗，壮烈牺牲。10月10日，武警山东总队与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地区行署授予王法敏烈士“滨州爱民护法英雄”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1.9月6日至10日，全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四轮驱动”，实行择优部点、重点扶持、 中心突破、发展乡镇企业的指导思想，全区选定50个乡镇、200个村，集中人、财、物力重点发展。力争“七五”末期，有20个乡镇产值突破1亿元。

12.12月7日， 滨州自动电话综合工程竣工投产。该工程自1985年开工，完成土建面积6568平方米，市话容量6720门，长途交换200线及其配套工程。

时代印记

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催生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家

回顾滨州工业经济发展史，1979年至1991年的这段时期是滨州工业快速起步阶段。当时的中共惠民地委、地区行署为迅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改革单一抓农业的做法，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路子，连续推出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有力措施。地区国有和集体企业先后历经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放权让利等一系列管理体制上的改革。而就在这一时期，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为全区的工业企业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随着这一制度的普及实施，全区个体私营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成为公有制经济强有力的补充。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部门对企业实行的“五统一”管理，束缚了企业的手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滨州还是全国重点贫困地区，一直以农业为主体，国家很少在这里摆布大项目。到1978年，也只有沾化电厂和埕口盐场两个中型企业。一些小的纺织厂、机械厂、酿酒厂零星散布在各县区，形成大致相同的工业格局。‘工业落后’这顶帽子压得滨州人民长期喘不过气来。”回忆起那段工业发展积贫积弱的年代，原滨州地区体经济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周福楼不禁感慨万千。

曾长期分管工业工作的我市老领导赵延孝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83年我刚到行署工作时，我国改革开放不久，还处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部门对企业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财政统一收支，人事统一管理，这‘五统一’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加快企业改制步伐，搞活企业，让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是当务之急。”

“改制改的是过去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事情。几次大的改革之后，滨州企业与市场开始慢慢接轨，逐渐适应了市场机制。”周福楼说，回忆这些年来，我市工业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当属把农村的大包干移植为城市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3年初，国家在对企业扩权让利和利改税之后，有人提出“包字进城”的口号，主张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对企业实行“定额上缴、超收归己”的改革，从而形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第一轮承包高潮。据周福楼介绍，惠民地区的企业承包自1985年开始推行试点。1988年4月15至17日，全区企业承包工作会议召开，地委明确要求，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认真贯彻“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方针。会后，全区企业承包工作便进入了比较规范的阶段。

第一轮承包实施后，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五个不满意”

在当时来讲，企业承包制还是个新事物、新尝试。但凡是新事物，在推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阻力，承包制也不例外。从政府到企业，无不对这一制度众说纷纭。

“‘交上国家的，留下企业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对这种‘厂长经理高出职工三倍以上工资’的分配方式抵触情绪很大。”

当时的一些支柱企业，一年仅向财政上缴十万元税金，剩余全部留在企业自主支配。地直干部们当时一听这个来法，纷纷说这是“富了和尚，穷了庙”。诸如此类的议论比比皆是。

此时，时任惠民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全区企业承包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赵延孝坐不住了，他与时任惠民地区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区企业承包工作协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周福楼一道，喊上工作人员，了解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对于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和看法。

周福楼介绍说，通过初步的调查、分析和梳理，他们发现，人们对第一轮承包主要有五个“不满意”：一是对“一死”包“百活”不满意。经营者反映，承包除基数是“死”的以外，其余都是活的，这在实践中行不通，让许多企业难以承受。二是对“包盈不包亏”不满意。虽然承包企业都实行了风险抵押，但风险金大都留在企业里作为流动资金使用，由企业自行管理和支配，盈利了变相分红，亏本了不作补偿，“风险金”变成了“保险金”。三是对“以包代管”不满意。企业主管部门反映，承包后，企业岗位、技术培训冷冷清清，经常性的监督、检查搞得少了，企业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出了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四是对分配不合理不满意。承包后，行业之间企业留利高低不均，企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悬殊，经营者之间收入差距偏大，对经营者简单地以职工收入作为奖励倍数，“奖”得不合理；笼统地实行超基数分成，“分”得不合理；单纯地以增长幅度定报酬，“定”得不合理。五是对“鞭打快牛”不满意。人们普遍反映，承包基数不合理，包得多、干得多的“快牛”挨重鞭，流大汗；而包得少、干得少的“慢牛”则给“奶”吃、哄着干，这不但大大挫伤了“快牛”的生产积极性，也助长了“慢牛”的惰性，直接影响生产指标的完成。

“在当时被调查的5个县市和地直企业中，经营者对第二轮承包愿意继续干的占40％，态度犹豫、摇摆不定的占40%，申明不再干的占20％。如何把第二轮承包任务落实下去，工作量相当大。”周福楼感叹道。

兴利除弊，企业承包制在滨州工业成长中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难点，政府和主管部门按照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关于“兴利除弊”的要求，提出了搞好第二轮承包的对策。每一条对策事前都与有关部门进行充分酝酿和协商，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后，最终形成了1.7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随后，全区企业承包工作协调小组以此为蓝本，向行署上交了搞好新一轮企业承包工作的报告，其中的对策和建议基本被行署采纳。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进展，从比较狭小的范围,开始走向普遍推行的阶段。1990年底，全区第一轮承包到期的510多家企业实现了向第二轮承包的平稳过渡，为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制度保证。1993年之后，全区工业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各工业企业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不得不说，承包制给企业腾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使滨州的工业企业从层次到发展质量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从中涌现了一批像张忠正、张士平、冯怡生、杨本贞、张可信等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新型企业家。而滨州活塞厂、鲁北化工厂、滨州印染厂等企业承包后的突出业绩，也不得不令当初对承包持怀疑态度的人刮目相看。”周福楼如是说。

撰稿：张侃

往事钩沉（一）

电话通信告别“摇把子”时代

“北镇一大怪，电话不如跑得快。”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是一句老北镇人都熟悉的顺口溜。而之所以“电话不如跑得快”，是因为当时电话设备、信号传输方式等都十分落后。

摄影：田军

1988年之前，惠民地区的电话机都是“摇把子”，打电话之前需要先用手摇一摇

“现在的电话信号早已经是光缆传播了，而在当时，用的都是明线，电线杆架到哪里，哪里才有可能通电话。”从邮电时期起就担任部门和公司领导的戴奎华告诉记者，那时候，惠民地区的电话线路一共也就几十条，这其中还包括电报、党政军专线等线路，普通电话能用的线路非常少。

除了电话线路少且信号损耗严重外，1985年之前，整个惠民地区的电话数量大概也就千数部，并且这些电话都是“摇把子”。而说起“摇把子”电话，相信很多人如同记者一样，只是在老电影或者有关抗战时期的电视剧里看到过。但不知道当你看到剧中人物打电话时，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一拿起电话就“摇把子”呢？

“之所以一打电话就先摇‘摇把子’，那其实是在给电话机充电。”戴奎华介绍说，1987年之前，老惠民地区所用的“摇把子”电话，学名应该是人工磁石电话。这种电话机本身并没有电，靠墙上挂的两节大电池供电，只是在机身里“隐藏”了磁石，利用磁场运动所产生的电磁脉冲信号，实现信号传递，完成通信过程中的受话和送话。

“当时打电话不仅到处找电话给人们带来诸多不方便，‘打’起来更难。”戴奎华说，当时电话接通工作基本上都是人工完成，“后台有一个坐席十到几十门的总机，总机上在每部电话的信号接入点上都有一个小牌。用户打电话时，先摇‘摇把子’，再拿起听筒，话机充电带电后，总机对应点上的小牌就会掉下来。这时候接线员就知道这边有人要电话了，插上塞子接通用户，问清被叫地址或单位，提供受活方号码，再将线接入受话方，如果顺利这样就可能接通了。如果不顺利，用户又着急，话务员又忙不过来，线路又老占线，用户长时间摇电话、摔听筒是很正常的，听筒也就真的成了‘出气筒’了。那时候打长途电话，等一天打不通第二天再来或改用电报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是打市内电话一遍又一遍的要不通，也是司空见惯，急得用户只喊‘这工夫跑两遍也早回来啦’。这也就有了‘电话不如跑得快’之说”。

1988年，滨州邮电通信大楼投产使用，标志着惠民地区自动电话综合工程竣工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惠民地区也正处在借势快速发展之际。但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不相符的是，电话通信设施的相对落后。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落后的电话通信可以说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甚至已经成为了障碍。”戴奎华说，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惠民地委、行署高度重视，要求加快电话通信业的发展。1986年3月3日，中共惠民地委和行署将滨州邮电通信大楼建设确定为当年八大重点工程之一。

“这个大楼的设计和一般建筑不同，楼层间相对比较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需要从日本引进一套二手纵横制设备。”说起滨州通信大楼建设，戴奎华告诉记者，由于这一套二手纵横制设备比较高，通信大楼“是比划着它来制定楼间距标准的”。戴奎华说，在惠民地区引进这套设备之前，聊城地区已经引进过一套。但由于楼层较低，设备无法安装，聊城通信楼只好“隔一层砸一层”，才有了足够安装超高设备的空间，“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我们的通信楼从设计上就确定了大的楼层间距”。

1988年12月，占地9.38亩、建筑面积7225.86平方米的惠民地区邮电通信大楼正式投产使用，该工程完成土建面积6568平方米，市话容量6720门，长途交换200线，以及与此配套的市话机械、长途自动接口、电源、载波等10项工程，标志着开工于1985年的滨州自动电话综合工程竣工投产。

当时引进日本的这套二手纵横制自动电话设备，是不得已的唯一选项，别无其他更好的设备选择。也正是这套设备的正式使用，标志着惠民地区电话通信正式告别了“摇把子”时代，市内电话实现了5位拨号，享有长途直拨权的用户也实现了长途电话直拨。同时，全区邮电通信建设随之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据资料显示，当年全区邮电系统增开滨州至惠民县电路48条，市话容量净增5660门， 农话净增49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设备虽然只使用了4年的时间，但它是滨州通信史上从无到有的一个里程碑，也基本保障了滨州改革开放初期的通信需求。这套设备从启用到停运，企业虽然没有收回成本，但它对滨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从1988年开通纵横制自动电话，电话号码实现5位自动拨号，到1992年滨州地区地、县程控电话开通，电话号码从5位升到6位，组成C4网，再到1997年12月17日全区电话号码升7位，组成C3网，十年时间里，百年电话终于揭去了她神秘的面纱，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撰稿：李鹏飞 宋鹏

往事钩沉（二）

抢购风潮，您还记得吗？

抢购！抢购！1988年，抢购风潮迅速席卷了全国。滨州也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股风潮。

8月，滨州与全国、全省一样，出现了物价上涨、抢购货物、从银行提取存款的“三风”，滨州市物价比1987年同期物价上涨26.7%。市场供需矛盾突出，从彩电、冰箱到火柴、肥皂都被抢购。

“现在想起来真是滑稽。”今年60多岁的滨州交运部门退休干部张建说，“那时，家家户户吃饱了饭没心思干别的事，一门心思忙着抢购东西，都担心抢不上，越抢物价越涨。”

“记得是从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三大件开始，随后就发展为盐、肥皂、毛线、卫生纸，人们见啥买啥、见啥抢啥。甚至连金银首饰都被抢购一空。”张建说。

“随着抢购风潮蔓延，几乎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连针头线脑也不例外，仿佛一夜之间，物资紧缺的厉害，人人感到恐慌，就连一些冷眼旁观者，也开始紧张起来，要下手时，已力不从心，价格太昂贵了，只好选些涨幅不大的买。于是乎，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也开始上扬，人们只要凑在一起，就只有一个话题：什么东西涨了，什么东西还要涨，买！快点买！不买还要涨！”说到这里，张建老人连呼吸都跟着急促起来。

盐，一囤就是几十袋；毛线，一买就是十几公斤；火柴，一搬就是两箱；缎子被面，一买就是七八套；麦乳精，一提就是十几袋；卫生纸，一备就是十几包……对于经历过1988年抢购风潮的人们来说，姜昆说的相声《着急》就是真实的写照。

“我的学生告诉我，那时他们全家出动轮班排队买米，排一次队可以买100斤，家里全是米，还做了个粮仓，后来来不及吃，坏了很多。有的人家一次购买的西湖牌肥皂用了很多年，最后都缩成了又黑又硬的一小块。有的人家此后几年没有再买油、盐和酱油之类。”2014年刚刚退休不久的教师王坤说，“我的一个亲戚当时买了许多棉内衣，一直到今天还有没穿过的放在衣柜里。我的邻居大妈买了很多捆粗糙的手纸，后来的几年中我就常常看见她搬进搬出晒手纸。”

“现在想来，引发1988年抢购风波的正是由于粮油食品价格的率先上涨，使得国人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采取了一种针对性的措施。应该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在国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票子毛了’成了人们对那次抢购风波最深的记忆。”王坤说。

“那时候，我还小，觉得很奇怪，就看着我妈天天往家搬东西……”今年44岁的姬霞笑着说。“因为买的东西太多，拿不了，我妈还让我跟着她一起去过呢。”“那时，咱滨州还是个小镇，百货商店极少，在‘三八商店’，人们都快把柜台给挤塌了。”

“记得我妈还下狠手，拿出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花2300多元买了一台绿色的万宝冰箱。那，还是托熟人找关系买到的，不然有钱也买不上。”姬霞说。

在姬霞的记忆中，抢购风潮过后的几年里，母亲常常叮嘱姐姐：“千万别买肥皂啊，如果用肥皂，就到家里来拿，咱家床底下堆的都是肥皂。”

“记得我外甥1990年出生时，姐姐家洗尿布用的肥皂，全是从我妈家里拿去的。”“外甥两岁时，离抢购风都4年了，我妈家的肥皂还没用完呢。”说着说着，姬霞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更可笑的呢。

“1988年，我最小的弟弟只有14岁，母亲在当时的抢购风中，也呼啦啦地买回毛毯、缎子被面，上海手表等，说是给弟弟预备着结婚用。”

“等2000年，我妈再拿出当年的那些东西时，真感觉和文物差不多了。”姬霞笑着说。

“你想想，十几公斤的毛线，得织多少毛衣才能用完啊；油盐酱醋茶，就敞开了用吧，如果用不完，也会过期变质啊……”姬霞说，“用吧，用不完；扔吧，太可惜。家里积压的大量生活用品成了不少人的烦恼。”

9月上旬，抢购席卷全区，供需矛盾十分严重。针对全国物价上涨的严峻形势，国家及时进行了政策调整，实行治理整顿，严控物价。地委、行署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部署稳定物价工作，还成立了一名副专员为组长的物价大检查领导小组，加强物价检查。1988年四季度，市场乱涨价现象好转，抢购风也由此平息。

撰稿：程海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