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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志”这一称呼，中国人大都不陌生。早在先秦时期，《国语》中就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之说，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更是多次强调党内要互称同志。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同志”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文件中。196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重申：“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可能有人要问了，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为什么要如此三令五申地强调？须知，工作中职位虽有高低，但都是在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革命战争年代，一句“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唱出了根据地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感情；和平建设时期，一句“党员同志先上”，让人看到的是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与担当……简简单单的“同志”二字，承载着的是百年大党以无数牺牲和奉献换来的人民群众的信任，承载着的是她由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无数奇迹的“政治密码”。一声“同志”，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约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有利于构建更简单、更纯洁、更积极的党内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面立党为公的旗帜，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过紧日子”的节约之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纵观百年党史，勤俭节约贯穿始终，特别是每逢困难时期，在如何节约方面更是采取了多种举措，积累了诸多好经验。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度陷入财力、物力捉襟见肘的困难时期。一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更好地渡过难关，中国共产党在推行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的同时，发出了厉行节约的号召。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根据中央指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详尽的节约举措，通令所属各部、各级机关详为传达、广泛动员。当时的节约之策，主要可分为吃、穿、用三个层面。粮食节约。粮食节约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更好地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1942年，晋西北行政公署即规定：从预决算制度入手严把粮食节约，严格执行粮票制度，从严贯彻客饭制度，所有在职人员均不得开客饭，各机关临时召集的会议和训练班，“其参加人员均由原机关、部队携带粮食或粮票，一概不许另列预算”“无故损失粮食，除不准报销外，并给以处罚”。晋西北行政公署还专门召开政务会议，决定自1942年8月1日起，每人每日减发小米二两，并通令军政民各级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工厂等，“一律不准用粮食喂猪、换谷，不准做酒、熬糖、做粉，凡在有青菜时期，不准用粮食做豆腐、生豆芽”。太行区则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了坚持粮食制度、审慎保管粮食、严禁各种名目浪费等多种节约举措。如1942年，太行五军分区政治部深刻认识到“粮食是我们的生命线”，明确提出，“处于抗战困难之时期，要纠正浪费现象（如以饭喂猪，以米换面、换菜等），做到不浪费一粒米、一颗饭”；要在战士中进行“一粥一饭来处不易，节米一斗救人一命”的教育；要发布节约号召，如通令后方机关自1943年1月1日起每人每天至少应节约一两小米，“月终由供给处结算扣除，以充救济灾民”。1943年，太岳行署为了“节省粮食，防止贪污浪费”，实行了计口称面、量米下锅的办法，并建立“厨值日”制度，由全体工作人员轮流担任，每天晚上向机关民革室伙食节约委员作一次汇报，并特别组织了一个粮食检查委员会进行督导检查。被服节约。被服节约是抗日根据地更好地解决服装被褥问题进而保持战斗力的重要举措之一。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厉行被服登记、使用制度；五年一条棉被，二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单衣；被服按季交公家保管，破烂被服交公；无被服表不予分配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部还专门发出了《关于节俭解决军衣的训令》。其中规定，每年只配发一套单衣，如有未回收夹衣，可抵一套单衣，如将棉军衣改做夹衣，亦可相应抵一套单衣；用破裤子上的好布做袜子，其余破布则全部交回供给处用来做鞋；所发之衣服，各单位应登记名册，人员如有调动，应将衣服写在流动表上，私人不得存放公物，有多余者，应按级交回供给机关。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被服节约的各种做法十分有效，节省下一笔可观的经费。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胶东区部队一年间通过穿旧棉衣节约300万元；滨海区部队一年间节约大衣558件、棉衣3377套、单衣107套，共14.124万元。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鲁中区部队半年间节约被服计大衣2156件、军衣2311套、棉衣4960套、被子791床、便衣724套。办公用品节约。办公用品节约是抗日根据地在“用”的层面进行财力、物力节约的重要举措之一。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印刷品少留空白和天地，“十份以下不印刷”；在纸张使用中，一般不用完好的白纸，需要使用好纸时，也要做到一张信纸两面用；在信封的使用上，一个信封要用四次；在笔的使用上，则严格执行“旧笔换新笔，一年一个笔帽”的制度；在灯的使用上，提倡尽量少点灯。晋西北行署规定，除有特殊用途需要用印制的信纸、信封之外（如对友区、对临参会参议员及客秘信件等），一般公文不用信纸，信封可利用废纸、废报粘封使用。洪洞县政府则规定，“蜡纸、油墨用时要细心、要节省，字数不足三百者、份数不足廿份者不能付印”“包裹文件一律用废纸”“收条留便条时，尽可能利用印刷文件时剩下的纸条”，写信也要尽可能利用废纸，一个信封用两次，“领新笔时必须拿来旧笔，证明确实不能用时，才给换新笔，保证一支毛笔至少用两个月”，个人学习笔记本“一律不得用公家的纸”。在此举措下，1943年，晋西北行署贸易局利用废税票代纸，“每月节省麻纸7刀，每年可节省白洋70元”；晋西北军区政治部，收集利用废纸、旧笔记本，“每月少用纸张200余刀”；晋西北一分区四连，1943年2月与1942年12月相比，“复写纸过去用三两次，现在用旧了火上一烘再用，可以用十次以上”“用铅笔写字，纸可以用两面”“糊信封也不用白净纸”，总体来看，“办公用品至少节省了40%”。以上案例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应对困难局面、“过紧日子”的节约之风。“过紧日子”不仅弘扬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也是把有限的公共财力更多用于公共建设和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当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继承弘扬我们党勤俭节约等优良作风和传统，对于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95岁“战地记者”陈和飏获得的奖章

陈和飏“记者要亲历一线，写出来的东西才生动。时间就是生命，采访完，要第一时间发稿……”95岁的陈和飏是江苏省军区苏州军分区第二干休所的一名老兵，近日，这位“战地记者”分享了自己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积极采写新闻的故事。陈和飏采写的新闻报道陈和飏采写的新闻报道首次参加战斗，负伤后连夜写稿“我当时是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泰州独立团的统计干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陈和飏笑着解释说，虽然自己不是真正的记者，但因为读过私塾，又喜欢看报、写文章，在工作间隙为党报供稿，于是便成为了独立团小有名气的“战地记者”。“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45年11月15日。”时隔多年，陈和飏仍然印象深刻。据他回忆，当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但在苏中部分地区，仍有极少数拒不投降的日军。“明天可能是抗战中的最后一仗了，你要不要去？”“去啊！当然去！”与团政治处主任吴石梅谈话的情形，陈和飏仍历历在目，“吴主任是福建宁德人，比我大10岁，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大哥，始终把我带在身边，进行传帮带。”子弹不长眼，战斗中，陈和飏的脖子被子弹擦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血流不止。是回去养伤还是继续工作？陈和飏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战斗结束后，不顾疲劳和伤痛，忙着采访，同时核实、确认缴获的胜利品以及俘虏敌军的连长、排长姓名，连夜写成了一篇新闻稿件。稿件经团部审核后，次日一大早由通信员送往了新华社三支社。后来，该稿件由新华社发表，还添加了编者按：“本社积极通讯员陈和飏同志，是泰县部队政治处统计干事，他一贯积极写稿，经常报道泰县部队的活动。这次战斗中，带了轻花（轻伤），但他不顾任何疲劳，第二天大早急忙调查缴获数字，写成新闻，派专人当天送来三支社，这种积极负责的写稿精神，是值得发扬与学习的。”年轻时期的陈和飏一手枪一手笔，在枪林弹雨中发表百篇新闻稿“这篇稿件不足两百字，现在看来很简单。”陈和飏笑着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能够全歼敌人，极大提振了士气，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二天陈和飏又完成了2000多字的通讯《老百姓不是好惹的》，发表在1945年11月的《江潮日报》上。尽管第一次参加战斗负伤，但是连夜写成的稿件被新华社采用，还受到了表扬，这让年仅18岁的陈和飏备受鼓舞。此后的日子里，为了写出更鲜活、更有战斗性的新闻报道，他一手拿枪，一手持笔，随着部队辗转流动，一边作战一边写稿。陈和飏告诉记者，1948年3月，在攻打城（泰兴）黄（桥）公路线上的据点时，他手持喊话筒，劝敌缴枪投降。正喊话时，3发子弹射中了他的喊话筒，另一发子弹击中了他身旁战友王培兰，亲密的战友就这样英勇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陈和飏写了新闻报道，讲述了喊话发挥的作用，并悼念了亲密的战友。“我用笔杆子把战友的英勇事迹、军民的鱼水深情、敌人的丑陋面貌报道出去，也发挥了战斗员的作用。”陈和飏采写的新闻报道陈和飏获得的奖章据不完全统计，陈和飏在革命战争年代发表了几百篇战地新闻，有48篇被保留了下来。离休后，他继续发挥“战地记者”的余热，发表了大量回忆革命战争的亲历感人故事，出版了《征战记》《江海战歌》《战火中的足迹》等书籍。如今，陈和飏还常常受邀走进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以“战地记者”的视角，为后辈讲述他的红色记忆。“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我们这些老兵责无旁贷。”陈和飏说。

胡煌：从“小先生”成长起来的革命烈士

胡煌（1909—1936），又名胡华、胡胄玉，浙江慈溪浒山上傅村（今慈溪市浒山街道上傅家社区）人。他8岁时入学，品学兼优，深受老师器重。有时老师缺席就叫他代课，同学们称他为“小先生”。1921年，胡煌毕业于浒山三山小学，后因家庭困难无法升学，就在家自学初中课程，主修英语。1923年越过初中阶段，他直接考入上海澄衷中学高中部，中途又因家贫辍学回慈，在白沙河角小学任教。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影响下，胡煌开始向往革命，积极追求真理。1926年，他与同县进步青年施若愚等一起赴宁波，在培英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积极投入农民运动。他们在柯东乡开办农民业余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11月，胡煌离甬赴沪，在中共领导的济难会从事营救受难同志的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煌从上海转往武汉，在救护队工作。由于有一定的学识，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半工半读，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胡煌回国，经哈尔滨到上海工作。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他参加了淞沪抗战。战后胡煌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为避国民党特务追踪，极少公开露面。他每次外出都要经过化装，将帽沿压低，机智巧妙地通过关卡。1933年初，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成立新红十军，急需干部。胡煌奉调赴苏区，任闽浙赣红十军政治部秘书长，后调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0月，胡煌奉命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国民党军进占闽浙赣苏区，胡煌率部转入艰苦的游击战。1936年，胡煌赴上海办事后返回江西途中，因叛徒出卖，经过杭州站时在火车上被捕。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被杀害于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本文由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铁人”王进喜：艰苦朴素忘我奉献

1959年春，大庆油田被发现。1960年春，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率1205钻井队，从西北玉门千里迢迢地来到大庆油田。当时，汽车和拖拉机还没有运到工地，从玉门发来的钻井设备重达60多吨，卸车、搬运和安装都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王进喜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和工友们用滚杠加撬杠，靠着人拉肩扛把设备运往井场。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在荒原上矗立起来。这三天，行李放在老乡家，王进喜却一次都没回去休息过。房东赵大娘到工地上去看王进喜，见到他拼命工作的情景后，就对钻井队的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呐！”自此，王进喜“铁人”的称呼传遍了大庆。王进喜带领工友人拉肩扛搬运钻井设备“铁人”是对王进喜最贴切的形容。初春的大庆，还是非常寒冷。参加会战的石油大军要开钻了，但水管线没接通，罐车又少，供水不足无法开钻。王进喜带领工人到附近的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用脸盆、水桶足足端回了50吨水，保证了正式开钻，打出了大庆石油大会战的第一口喷油井。第一口井停钻后，王进喜在指挥大家放井架时，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脚，当场昏迷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几名工人正围着他抢救，井架还没放下来，他立时火冒三丈：“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呢！”说完爬起来继续指挥放井架、搬家，直到被领导强行送进医院。但是，领导前脚刚走，他后脚就从医院跑了出来，拄着双拐回到井场。第二口井钻到约700米时，突然“轰隆”一声，钻机上几十公斤重的方瓦飞了出来：井喷的迹象出现了！情急之下，王进喜决定采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比重压住井喷，可是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没有搅拌器，王进喜扔掉双拐跳进了泥浆池，用身体搅拌起来。经过全队工人的齐心合力，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运出了第一批原油。出油了，王进喜没有满足，他们要拿下大油田，要向世界钻井进尺的极限挑战，在过去的最高纪录上增加50%。在随后的10个月里，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奇迹，远远地甩掉了世界上的功勋队、王牌队。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向世界表明：中国工人有志气。1961年，王进喜当了大队长。但他还和原来一样，很少坐办公室。王进喜身体不好，党委决定每月给他发放补助，他却说什么也不要，实在推不了的就在病危期间都交了党费；王进喜的胃不好，上级给他送来猪肝和苹果，他马上就分给工人病号。工人们说，对王进喜这个人来说，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1965年，王进喜担任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但他依然坚持着艰苦朴素、为民奉献的精神。王进喜家有十口人，弟妹子女都要上学，为维持全家生计，他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王进喜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他自己从来不花，把这些钱都补助给了困难职工，连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的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王进喜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但他很少坐，只是用来给井队送料、送粮。手握刹把进行钻井工作的王进喜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因胃癌病逝，但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