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滨州各地: 滨城   沾化   邹平   惠民   阳信   无棣   博兴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北海经济开发区
 
 
冀鲁边和清河区战略通道在沾化东部打通
沾化位于鲁北平原、黄河三角洲腹地,渤海湾南岸,地处环渤海交通线上,海岸线长达170.5公里,徒骇河、秦口河在县境内贯穿南北,向北流入渤海,是对接京津冀、联动胶济线的交通枢纽。沾化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锤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模范践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 沾化党组织1937年9月建立,相继在下洼镇于家村等村建立了11个基层党组织,到1938年8月全县发展党员250名,建立了4个区委,隶属于中共冀鲁边区。 1939年7月,山东纵队首长徐向前、朱瑞致电冀鲁边区萧华:你处应即拟定具体规定,向鲁北发展以便与胶济(路)以北打成一片山纵三支巩固邹(章、齐)地区后,拟以一部向北开去,与你处打通。1940年1月24日,徐向前等在《关于第三期整训计划及行动方针给各支队、各分区的指示》中指出:三支及六分区以寿光为基点,主力向广饶、博兴、高苑、青城、蒲台开展工作与鲁北萧纵队打通。1941年1月8日,清河区奉命组建清河独立团挺进胶东参加反顽战役,原定进一步开辟垦区的计划暂时推迟执行。 为了打通两区联系,清河区和冀鲁边区从1939年6月至1941年10月间,连续组织了4次北上冀鲁边和南下清河区的军事行动。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牛王庄突围战斗中突围至大寨村时英勇牺牲。4次行动均未成功,且伤亡甚大。1941年7月至10月,在惠民夹河战斗中,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忠等近100名指战员又壮烈牺牲,十七团团长龙书金、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辛国治身负重伤。总结几次军事行动均未奏效的教训,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和政委景晓村认真分析当时的抗战形势,决定攻克沾化东部、利津北部的义和庄,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沾化东部的义和庄是鲁北重镇,物产丰富、渔业生产和海上贸易便利,是兵家必争之地。1941年9月末10月初,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直属团在杨国夫等人指挥下,历经打援和攻城等阶段战斗,最终攻克了国民党顽固派盘踞的义和庄,由此逐步开辟了垦区抗日根据地,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由此连成一片。 义和庄战斗毙伤俘敌军千余人,缴获各类枪械1000多支,其中机枪2挺,战马100多匹,粮食一大宗,极大改善了我军装备水平,并解放了88个村庄,扩大了解放区,打破了敌伪顽对清河区的隔断封锁。1942年1月,中共沾化县委在义和庄建立,并建有海上工委和海防大队,隶属中共清河区委。 至此,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联系在沾化东部首次打通,实现了陆海相通,沾化成为两个抗日根据地间的纽带。解放义和庄以后,清河区山纵三旅派七团团长郑大林率部向西运动,接应冀鲁边区教导六旅十六团。渡过套尔河的教导六旅十六团进入垦区不久,便与前来接应的三旅七团在沾化老鸹嘴一带会师,打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联系的重大战略部署胜利实现,掀开了两区联合抗日的新篇章。 杨国夫在回忆录《战斗在清河平原》中说:我旅同志听说教导六旅的同志要来会师,非常高兴,早替十六团的同志找好房子,蒸好窝窝头,买好咸菜。两区战友相会,如久别重逢的亲人,相互介绍战斗经验,对今后斗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曾长期在冀鲁边工作的周贯五将军在《艰苦奋战的冀鲁边》中写道:由于打开了垦区,我们也就建立了一条从新海县(今黄骅市)的冯家堡、狼坨子,直达垦区郭局子和老鸹嘴的海上通道。 义和庄战斗的胜利,标志着清河平原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垦区根据地正式形成。这一地区群众基础好,易于发动参加革命斗争;垦区南连广(饶)、博(兴)、蒲(台)、高(苑)和清水泊根据地,西近冀鲁边区,东北隔海与胶东区相望;自无棣套尔河口至寿光羊角沟的海岸线,为我根据地军民海上交通、渔盐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这里土地辽阔,荆荒遍野、河沟纵横,地形复杂,便于我军回旋机动、休养整训和安置后方机关。垦区根据地的建立,为清河区军民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度过艰苦的战斗岁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此,沾化成为通往天津、烟台之间的水路交通枢纽,也是东连清河区、西接冀鲁边区的陆路交通要道。 值得一提的是,据《艰苦奋战的冀鲁边》记载,当时冀鲁边军区在渤海湾拥有一支海军部队,名叫海上特务团。以前海上特务团只能在新海、盐山、无棣一带的海面上活动,无法在垦区找到登陆点。垦区根据地的建立后,就为海上特务团在渤海湾开辟了一条通向垦区的航线,再由垦区到清河区就比较容易了。 周贯五对此作了一番总结。他说,经过将近一年的奋战,冀鲁边区同清河区这两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基本打通了:渤海湾有了陆地和海上两条通道;黄河上空有了一条用无线电波架成的桥梁;被同志们称为心脏病的介于两个根据地之间的鲁北东部地区,一部分已开辟成为我军的游击区,这块心脏病基本上治愈了。 后记:抗战期间,我党在昌邑县北部、潍县(今潍坊市)北部和寿光县北部创建了一条狭长的根据地,即渤海走廊。渤海走廊东起胶莱河,西至寿光县北部的榆树园子村,东西长大约120里,南北长不过10余里,成为胶东军区与其他战略区的唯一联系通道,架起了连接延安的红色生命线,影响着山东战局乃至全国战局。胶东根据地三面环海,跟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鲁中根据地和清河根据地。连通胶东根据地和鲁中根据地的胶(县)高(密)诸(城)莒(县)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后,连通胶东根据地和清河根据地的渤海走廊,战略地位骤然凸显。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基本打通后,渤海走廊是否及如何向西北延展,进而连通陕北延安,筑就纵贯东西的红色生命线,战略物资输送、人员护送、情报传递等借由此道情形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02-01孝子诗人任希古
01-08兵圣·源
12-24走进兵圣孙子|第六集:海外觅踪
12-24走进兵圣孙子|第五集:古为今用
12-24走进兵圣孙子|第四集:文以载道

12-24走进兵圣孙子|第三集:商战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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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9《追忆》以满腔热血灌溉挚爱故土④创业...

 
亲历●见证 史海钩沉 名人乡贤 红色记忆 文史动态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总结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从“进京赶考”到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岁月见证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奋斗、辉煌成就。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新的伟大奋斗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党的百余年历史赶考之路,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优异答卷。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向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百余年历史表明,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拼搏奋斗,历经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赢得伟大成就,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这一切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辉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年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优异的答卷。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引。过去十年的伟大成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理论创新”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做到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关键在于活学活用,把握其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强有力的伟大理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阶段的伟大实践。面对新的赶考之路,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新的赶考之路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赢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新征程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急难险重的问题更多,我们只有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增强历史自信,胸怀天下,面向新的未来,以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新的赶考之路要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践表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不断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新的赶考之路离不开党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作了深刻总结,突出强调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走过百余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新的赶考之路要靠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要落实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要转化为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过去十年,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不断攻坚克难,不断走向胜利,关键在党的坚强领导,在干部群众紧密的团结奋斗。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髓要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苦干实干,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为什么党员之间互称“同志”?
对于“同志”这一称呼,中国人大都不陌生。早在先秦时期,《国语》中就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之说,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更是多次强调党内要互称同志。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同志”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文件中。196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重申:“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可能有人要问了,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为什么要如此三令五申地强调?须知,工作中职位虽有高低,但都是在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革命战争年代,一句“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唱出了根据地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感情;和平建设时期,一句“党员同志先上”,让人看到的是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与担当……简简单单的“同志”二字,承载着的是百年大党以无数牺牲和奉献换来的人民群众的信任,承载着的是她由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无数奇迹的“政治密码”。一声“同志”,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约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有利于构建更简单、更纯洁、更积极的党内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面立党为公的旗帜,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过紧日子”的节约之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纵观百年党史,勤俭节约贯穿始终,特别是每逢困难时期,在如何节约方面更是采取了多种举措,积累了诸多好经验。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度陷入财力、物力捉襟见肘的困难时期。一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更好地渡过难关,中国共产党在推行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的同时,发出了厉行节约的号召。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根据中央指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详尽的节约举措,通令所属各部、各级机关详为传达、广泛动员。当时的节约之策,主要可分为吃、穿、用三个层面。粮食节约。粮食节约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更好地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1942年,晋西北行政公署即规定:从预决算制度入手严把粮食节约,严格执行粮票制度,从严贯彻客饭制度,所有在职人员均不得开客饭,各机关临时召集的会议和训练班,“其参加人员均由原机关、部队携带粮食或粮票,一概不许另列预算”“无故损失粮食,除不准报销外,并给以处罚”。晋西北行政公署还专门召开政务会议,决定自1942年8月1日起,每人每日减发小米二两,并通令军政民各级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工厂等,“一律不准用粮食喂猪、换谷,不准做酒、熬糖、做粉,凡在有青菜时期,不准用粮食做豆腐、生豆芽”。太行区则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了坚持粮食制度、审慎保管粮食、严禁各种名目浪费等多种节约举措。如1942年,太行五军分区政治部深刻认识到“粮食是我们的生命线”,明确提出,“处于抗战困难之时期,要纠正浪费现象(如以饭喂猪,以米换面、换菜等),做到不浪费一粒米、一颗饭”;要在战士中进行“一粥一饭来处不易,节米一斗救人一命”的教育;要发布节约号召,如通令后方机关自1943年1月1日起每人每天至少应节约一两小米,“月终由供给处结算扣除,以充救济灾民”。1943年,太岳行署为了“节省粮食,防止贪污浪费”,实行了计口称面、量米下锅的办法,并建立“厨值日”制度,由全体工作人员轮流担任,每天晚上向机关民革室伙食节约委员作一次汇报,并特别组织了一个粮食检查委员会进行督导检查。被服节约。被服节约是抗日根据地更好地解决服装被褥问题进而保持战斗力的重要举措之一。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厉行被服登记、使用制度;五年一条棉被,二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单衣;被服按季交公家保管,破烂被服交公;无被服表不予分配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部还专门发出了《关于节俭解决军衣的训令》。其中规定,每年只配发一套单衣,如有未回收夹衣,可抵一套单衣,如将棉军衣改做夹衣,亦可相应抵一套单衣;用破裤子上的好布做袜子,其余破布则全部交回供给处用来做鞋;所发之衣服,各单位应登记名册,人员如有调动,应将衣服写在流动表上,私人不得存放公物,有多余者,应按级交回供给机关。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被服节约的各种做法十分有效,节省下一笔可观的经费。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胶东区部队一年间通过穿旧棉衣节约300万元;滨海区部队一年间节约大衣558件、棉衣3377套、单衣107套,共14.124万元。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鲁中区部队半年间节约被服计大衣2156件、军衣2311套、棉衣4960套、被子791床、便衣724套。办公用品节约。办公用品节约是抗日根据地在“用”的层面进行财力、物力节约的重要举措之一。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印刷品少留空白和天地,“十份以下不印刷”;在纸张使用中,一般不用完好的白纸,需要使用好纸时,也要做到一张信纸两面用;在信封的使用上,一个信封要用四次;在笔的使用上,则严格执行“旧笔换新笔,一年一个笔帽”的制度;在灯的使用上,提倡尽量少点灯。晋西北行署规定,除有特殊用途需要用印制的信纸、信封之外(如对友区、对临参会参议员及客秘信件等),一般公文不用信纸,信封可利用废纸、废报粘封使用。洪洞县政府则规定,“蜡纸、油墨用时要细心、要节省,字数不足三百者、份数不足廿份者不能付印”“包裹文件一律用废纸”“收条留便条时,尽可能利用印刷文件时剩下的纸条”,写信也要尽可能利用废纸,一个信封用两次,“领新笔时必须拿来旧笔,证明确实不能用时,才给换新笔,保证一支毛笔至少用两个月”,个人学习笔记本“一律不得用公家的纸”。在此举措下,1943年,晋西北行署贸易局利用废税票代纸,“每月节省麻纸7刀,每年可节省白洋70元”;晋西北军区政治部,收集利用废纸、旧笔记本,“每月少用纸张200余刀”;晋西北一分区四连,1943年2月与1942年12月相比,“复写纸过去用三两次,现在用旧了火上一烘再用,可以用十次以上”“用铅笔写字,纸可以用两面”“糊信封也不用白净纸”,总体来看,“办公用品至少节省了40%”。以上案例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应对困难局面、“过紧日子”的节约之风。“过紧日子”不仅弘扬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也是把有限的公共财力更多用于公共建设和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当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继承弘扬我们党勤俭节约等优良作风和传统,对于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95岁“战地记者”陈和飏获得的奖章
陈和飏“记者要亲历一线,写出来的东西才生动。时间就是生命,采访完,要第一时间发稿……”95岁的陈和飏是江苏省军区苏州军分区第二干休所的一名老兵,近日,这位“战地记者”分享了自己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积极采写新闻的故事。陈和飏采写的新闻报道陈和飏采写的新闻报道首次参加战斗,负伤后连夜写稿“我当时是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泰州独立团的统计干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陈和飏笑着解释说,虽然自己不是真正的记者,但因为读过私塾,又喜欢看报、写文章,在工作间隙为党报供稿,于是便成为了独立团小有名气的“战地记者”。“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45年11月15日。”时隔多年,陈和飏仍然印象深刻。据他回忆,当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但在苏中部分地区,仍有极少数拒不投降的日军。“明天可能是抗战中的最后一仗了,你要不要去?”“去啊!当然去!”与团政治处主任吴石梅谈话的情形,陈和飏仍历历在目,“吴主任是福建宁德人,比我大10岁,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大哥,始终把我带在身边,进行传帮带。”子弹不长眼,战斗中,陈和飏的脖子被子弹擦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血流不止。是回去养伤还是继续工作?陈和飏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战斗结束后,不顾疲劳和伤痛,忙着采访,同时核实、确认缴获的胜利品以及俘虏敌军的连长、排长姓名,连夜写成了一篇新闻稿件。稿件经团部审核后,次日一大早由通信员送往了新华社三支社。后来,该稿件由新华社发表,还添加了编者按:“本社积极通讯员陈和飏同志,是泰县部队政治处统计干事,他一贯积极写稿,经常报道泰县部队的活动。这次战斗中,带了轻花(轻伤),但他不顾任何疲劳,第二天大早急忙调查缴获数字,写成新闻,派专人当天送来三支社,这种积极负责的写稿精神,是值得发扬与学习的。”年轻时期的陈和飏一手枪一手笔,在枪林弹雨中发表百篇新闻稿“这篇稿件不足两百字,现在看来很简单。”陈和飏笑着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能够全歼敌人,极大提振了士气,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二天陈和飏又完成了2000多字的通讯《老百姓不是好惹的》,发表在1945年11月的《江潮日报》上。尽管第一次参加战斗负伤,但是连夜写成的稿件被新华社采用,还受到了表扬,这让年仅18岁的陈和飏备受鼓舞。此后的日子里,为了写出更鲜活、更有战斗性的新闻报道,他一手拿枪,一手持笔,随着部队辗转流动,一边作战一边写稿。陈和飏告诉记者,1948年3月,在攻打城(泰兴)黄(桥)公路线上的据点时,他手持喊话筒,劝敌缴枪投降。正喊话时,3发子弹射中了他的喊话筒,另一发子弹击中了他身旁战友王培兰,亲密的战友就这样英勇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陈和飏写了新闻报道,讲述了喊话发挥的作用,并悼念了亲密的战友。“我用笔杆子把战友的英勇事迹、军民的鱼水深情、敌人的丑陋面貌报道出去,也发挥了战斗员的作用。”陈和飏采写的新闻报道陈和飏获得的奖章据不完全统计,陈和飏在革命战争年代发表了几百篇战地新闻,有48篇被保留了下来。离休后,他继续发挥“战地记者”的余热,发表了大量回忆革命战争的亲历感人故事,出版了《征战记》《江海战歌》《战火中的足迹》等书籍。如今,陈和飏还常常受邀走进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以“战地记者”的视角,为后辈讲述他的红色记忆。“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我们这些老兵责无旁贷。”陈和飏说。
胡煌:从“小先生”成长起来的革命烈士
胡煌(1909—1936),又名胡华、胡胄玉,浙江慈溪浒山上傅村(今慈溪市浒山街道上傅家社区)人。他8岁时入学,品学兼优,深受老师器重。有时老师缺席就叫他代课,同学们称他为“小先生”。1921年,胡煌毕业于浒山三山小学,后因家庭困难无法升学,就在家自学初中课程,主修英语。1923年越过初中阶段,他直接考入上海澄衷中学高中部,中途又因家贫辍学回慈,在白沙河角小学任教。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影响下,胡煌开始向往革命,积极追求真理。1926年,他与同县进步青年施若愚等一起赴宁波,在培英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积极投入农民运动。他们在柯东乡开办农民业余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11月,胡煌离甬赴沪,在中共领导的济难会从事营救受难同志的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煌从上海转往武汉,在救护队工作。由于有一定的学识,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半工半读,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胡煌回国,经哈尔滨到上海工作。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他参加了淞沪抗战。战后胡煌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为避国民党特务追踪,极少公开露面。他每次外出都要经过化装,将帽沿压低,机智巧妙地通过关卡。1933年初,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成立新红十军,急需干部。胡煌奉调赴苏区,任闽浙赣红十军政治部秘书长,后调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0月,胡煌奉命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国民党军进占闽浙赣苏区,胡煌率部转入艰苦的游击战。1936年,胡煌赴上海办事后返回江西途中,因叛徒出卖,经过杭州站时在火车上被捕。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被杀害于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本文由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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