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先锋李桂茂和李云河

1956年春天，在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农村诞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燎原社，由任桥等村的12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进行了我国第一个“包产到户”试验，开创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这场改革的组织领导者县委书记李桂茂、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县委工作队长戴洁天被赞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其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李桂茂和李云河都是滨州南下的干部。

李桂茂，沾化县富国镇（今沾化区富国街道）李果村人，1924年10月出生。1942年担任孔家乡民兵联防队队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9月任武工队队长、教导员，参加战斗10余次，头部、腿部都负过伤。1947年，调到惠民县工作，先后任豆腐寨区、三区区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49年2月随军南下，进入浙江省温州地区后任温州郊区区委书记，1950年任永嘉县委委员、农工委主任，1952年任永嘉县委副书记，1955年6月任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

李云河，惠民县孙武镇（今孙武街道）桃王村人，1931年4月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本名苏风亭，因父母无力供养，过继给李姓人家，改名李云河。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村儿童团长，惠民县省屯区公务员，1947年任惠民市政府财粮干事，粮食局、河务局文书，惠民县省屯区粮库主任等职。1949年2月随军南下，进入浙江省温州地区后任温州军管会干事、秘书、区委宣传科长、青委书记。1954年任永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56年6月任永嘉县委副书记。

调查研究，发现问题

1955年夏，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主张合作化要适应群众觉悟，稳步前进的干部为“小脚女人”，从此，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掀起了发展高级社的热潮。到1956年3月，永嘉县迅速办起251个高级社，正在办理的209个，另有264个正在积极筹备。

针对高级社这个新生事物，李桂茂、李云河等满怀热情，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问题，由于高级社内管理混乱，责任不清，干活一窝蜂，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极低。他们发现，这样的大呼隆干活，别说增产增收，就是保持原有水平都难。

（1994年5月，李云河（左）、李桂茂（中）、戴洁天在温州合影）

于是，李云河和农工部干事戴洁天首先试验了“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小段计划，可社员依然是“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 干农活李逵说苦, 争工分武松打虎。”随后，他们又进行了“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还是没有解决“大锅饭”问题。社员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仍然难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为了进行试验，李云河、戴洁天想尽了办法。戴洁天尽管家庭困难仍尽量节省，购买关于农业合作社方面的书籍仔细阅读。他找到了苏联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其中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庄在分级定额、按件计酬的基础上，试行给庄员以固定地段作为计件制的特殊形式，实行了联产计酬办法。他和李云河一起研究，受到了很大启发。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文章，李云河如获至宝，反复阅读，立即向温州地委分工领导请示，要求根据中央党报上的精神进行试验，得到的答复是：试验可以，推广不行。

科学决策，顺乎民意

由于包工包产和时代的大背景相左，李云河又单独向县委书记李桂茂作了汇报，这两位一起南下的渤海革命老区干部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李桂茂立即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包产到户试点问题。中共永嘉县委常委共9人，除李桂茂外，其余8人，同意试验的有李云河、赵文远、韩洪昌、武修仁4人，反对的也有4人，形成僵局。作为书记，李桂茂最后作出决断，拍板决定进行试验。

会议决定，以燎原社为试点单位，选派有农村工作经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农工部干事戴洁天为工作队长。临行前，李桂茂对戴洁天说：“大胆试验好了，不要怕。错了，哪怕试成了供给制，由县委负责。”

1956年5月，工作队进驻燎原社。经过4个月的实践，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是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经验总结，将“定额到丘，责任到人，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形式称为“包产到户”。

（戴洁天起草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是坚定的支持者，他经常亲临现场、蹲点参与决策，李桂茂也具体参与“包产到户”的全部过程，试验关键阶段，戴洁天两次向县委汇报，李桂茂都参加了。

有一次，李桂茂去燎原社调查3天，回来时对李云河说：“你了解得很差，我这次深入去问了一下，这个办法的确好”。有一次，地委领导又批评了永嘉县的“包产到户”。为了作出准确的回答，说服地委，李桂茂亲自到燎原社，一住就是4天，拿出第一手材料向地委汇报，使试验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李桂茂对“包产到户”非常慎重，他及时向地委副书记李文辉、邱清华和书记李铁峰等领导汇报，争取支持。由于政策对头，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秋季，当地遇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和台风、洪水，结果依然取得了好收成，事实证明了“包产到户”的正确。

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践如星星之火，很快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更激烈的反对，争论逐渐明朗化，形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次大辩论。

1956年11月，温州地区党报《浙南大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严厉批判永嘉县“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

面对批评和指责，李桂茂除当面质询报纸编辑外，又与李云河商量，决定和戴洁天一起起草一篇反驳文章。很快，《“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成稿，油印后报送地委、省委、华东局、中央农工部等上级单位，这篇文章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有些人对燎原社试验的种种责难，而且为农业合作理论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雷霆震怒，余波万里

关于永嘉县“包产到户”的试验争论，引起了浙江省委的注意。1957年1月初，浙江省委召开了座谈会，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对永嘉的做法给予了肯定。1月中旬，浙江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的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李桂茂、李云河和戴洁天一起合写的《“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全文5000余字，署名李云河。

该文与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观点对立，那些对包产到户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省委的支持，直接将情况报告了北京。随之，2月，省委相关领导开始严厉批评永嘉“包产到户”的做法。李桂茂专门找博兴县人、同时南下的渤海区老领导、地委书记李铁峰汇报情况，而温州地委则根据上级党委的批示，责令永嘉县迅速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

在各方面压力下，1957年3月8日，李桂茂奉命代表县委在干部大会上宣布：“包产到户”除燎原社继续试验外，其他社一律扭转过来，否则作为无组织无纪律处分。

李桂茂说：“这是我在县委第一书记任内对‘包产到户’作的最后决定，也表现出我在下有要求，上不支持的情况下，悲愤、无奈的复杂心情。”

这一天就是永嘉的“三八线”，标志着对“包产到户”两种观点辩论的结束和对支持“包产到户”者批判处理的开始。

永嘉的事引起中央、省委的重视，作为地委委员、县委“一把手”，李桂茂一方面宣布从3月8日起“一律纠正”，同时又积极进行理论探索。7月，《浙南大众》发表《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政治性文章，浙江省委也派出以省委常委、渤海区南下干部彭瑞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坐镇永嘉，并指出搞“包产到户”是路线性错误。

9月，永嘉县委被彻底改组，李桂茂被批判、处分之后，先贬到瑞安县塘下公社任副主任，1959年又调离温州，一直在台州地区的山间小城临海工作。李云河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工厂劳动。戴洁天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农村管制劳动。受到牵连的其他人员不计其数，被判刑的就有20多名。

10月，《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的文稿，把永嘉“包产到户”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人进行的“包产到户”试验被就此判了“死刑”。

随着政治生活的波动，批判邓子恢时，李桂茂是“黑干将”，批判彭德怀时，他是“单干风”的典型，批判刘少奇时，他又是“包产到户急先锋”，受尽折磨和摧残。李云河被下放到永嘉铁工厂劳动，因为成绩突出，先被提拔为车间主任，1961年又被提拔为永嘉农机厂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打倒，惨遭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

晚年生活，终见天日

1978年，时光流逝了正好20年，李桂茂等人也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经过申诉和反复，到1981年底，永嘉“包产到户”试验正式得到国家的肯定，李桂茂等人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也得到彻底平反，理论界人士也众口一词，把永嘉的“包产到户”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也被誉为“永嘉三杰”。

平反昭雪之后，李桂茂由山间小城调到台州工作，恢复了级别和待遇。李云河先被调入温州市任水电局长，1983年10月又被调到浙江省委任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晚年，李云河对“包产到户”的“户”情有独钟，致力于研究户学，出版了《中国农村户学》专著。

1998年7月，李云河因病去世。2001年2月，李桂茂因病去世。

（作者：侯玉杰）

责任编辑：王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