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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老家庞家庙村，位于沾化区大高镇。据沾化志记载，庞家庙村始建于宋代，由一庞姓人立村，已有近千年历史，是沾化最早的村子之一。在笔者幼小的心灵里，对庞家庙印象最深的就是村子小、人民穷、环境差。从建村至2011年，村里人口一直保持在70人以内，房屋不到100间。由于村子小，解放后政府就把它归属到沟盘河北边的孔家村管理，统称孔家大队庞家庙村。村子小，土地少，又都是盐碱地，在靠地刨食的年代，粮食收入少，祖祖辈辈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到了秋后，有活动能力的人就分两路外出谋生：一路到渤海湾边的大孤岛一带去捡野货，如野豆子、黄金菜种子等，为明年春天度荒做准备；另一路就沿路乞讨到潍县（潍坊一带），到来年麦收前返回。解放后，生活虽然有了一定改善，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制定了强国富民的大政方针，中央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富民政策，使庞家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全村富起来了，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过去亩产不过百斤粮食的土地，现在实现了亩产千斤粮，解决了温饱。区委、区政府又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全区大力种植冬枣，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冬枣园，每年的9月至11月是沾化冬枣收获季节，全村像过年一样忙碌起来。3个月的忙碌，有的家庭收入达30多万元，为客商服务提成就有十几万元。有钱了，青年人有的还在滨州买上了楼房，家家有了小汽车。居住环境也好了。村里通上了电，开始了电气化时代；2000年村里通上了自来水，结束了祖祖辈辈喝咸水的历史；村子里修上了柏油路，安装了路灯；交通四通八达，205国道在村西500米处贯穿南北；连接荣乌高速公路的滨博高速大高出入口距离村子2公里，到北京、天津、济南做生意的人朝出夕归已成现实。村子也大了起来。2012年大高镇党委政府投资150万元把沟盘河北边的孔家村整体搬迁，实现了两村合一。这样既腾出土地100多亩，又对全村实行有效领导和管理。条件好了，外村的姑娘也愿意嫁到村里来了。现在村里人口已接近300人，一举摘掉了“光棍村”“小庞家村”的帽子。2016年大年初一，笔者回家拜年，发现进村的公路旁排着十几辆汽车，刚刚建起的两层楼房整齐、漂亮，和城镇居民小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拜年过程中，笔者看到村民家中高档的家具、现代化的家电相当齐全。在村民的欢歌笑语中，笔者看出人们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和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老年人说的多是吃得好了，穿得好了，住得好了；中年人说的多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年轻人说的多是交通好了，通迅好了，与外面联系更密切了。村里有人利用网络做生意，不出门就能赚钱。有的在网上还找到了外地媳妇。（通讯员王振江）责任编辑胡旭阳

黄河号子——沉淀在心灵中的浓浓乡愁

在老渡口，西纸坊村的老船工们又唱起了曾经熟悉的黄河号子。“升起来啊，嗨哟！使劲拉啊，嗨哟！拉到顶啊，嗨哟！”2月22日，西纸坊村79岁的黄河老船工张增仁和当年的老伙伴唱起了升帆号子。俯瞰与黄河为邻的西纸坊村。西纸坊村位于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则街道，南邻黄河，北靠黄河大坝，黄河滩涂开阔，交通便利。全村有280多户人家，当年有各种船只50多艘，由于船多流动人口也多，在村南边建起了黄河渡口，取名蝎子弯，现在在黄河岸边仍依稀留有一点渡口痕迹。在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涛家保存的一张1992年渡口船工合影。黄河船工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上，漂泊在黄河上，生活在木船上。他们对黄河了如指掌，把船视为自己的家。在与黄河风浪搏斗的生活实践中，船工们创作出了丰富多采、独具特色的黄河号子，有“行船号子”“升帆号子”“探水号子”等等。80岁的张守波老人行船不到一年就参军去了朝鲜，但他对黄河号子并不陌生：“黄河船工从来是不行‘哑巴船’,船工们一投入工作，就开始唱号子，船上岸检修要唱，检修后拖船下水也要唱！”79岁的张增仁四辈人都在黄河上行船，他16岁就开始了船上的生活，对黄河号子无比熟悉。唱得尽兴，68岁的张树堂比划起拉船的姿势。黄河船工长年累月航行在千里河道上，对黄河两岸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行船时看到什么景物，就唱什么。最初黄河船工号子可能是一个人或多个人现编现唱，传唱的多了，便会逐渐向外流传。黄河上拉船，需要很多人集体劳作，必须统一行动，这就要靠号子指挥。黄河号子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领号人喊完一句，众人齐接：“嗨呀！嗨呀嗨！”船工们不仅用号子来调节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也用歌声来描绘黄河景色，抒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声声号子，反映出船工们的喜、怒、哀、乐、忧、怨、悲、欢。黄河船工号子，伴随着船工的劳动，是船民生活的旋律。（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田军通讯员时志军赵清华侯磊）责任编辑胡旭阳

非洲油画家在滨州体验春节文化

采风写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非洲，而我在中国。”有人在朋友圈中如此感慨。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许多非洲朋友来中国过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苏丹油画家穆罕默德·法道在祖籍惠民的京城文化人翟新华的带领下来到了山东滨州，采风、写生、吃饺子、放鞭炮，和中国人一样欢欢喜喜过大年。写书法今年的春节天气格外温暖，大年初一，惠民武定府衙景区的庙会热闹非凡，人们赏民俗，品美食，看表演，体验浓浓年味。庙会开设了非物质文化展示、草根明星演出以及富有参与性的郡主抛绣球等系列特色项目。地摊上的“鸟字书法”深深地吸引着这位来自异域的画家，兴奋的他拿过笔写幅穆斯林书法送给摊主，引得围观的群众掌声四起、笑声一片。在魏氏庄园感受民俗魏氏庄园门前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踩鼓刘村大鼓，特意为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擂响，鼓声雷动，响彻天际。魏氏庄园城堡式民居建筑群由树德堂、福寿堂和徙义堂组成。在徙义堂制鼓展厅，这位画家惊叹道：“原来鼓是这样‘踩’出来的呀!太神奇了。”在黄河岸边在黄河岸边，这位来自尼罗河畔的画家，从来没见过冰块在水上漂浮的景象。他困惑地询问：“河中有许多像水雷一般的武器在干什么？”我们告诉他：“预防冰块堆积，他们是在执行破冰任务。”望着滚滚而来的大块浮冰经过无数“水雷”区后，接连不断的嗵嗵声，粉碎后的浮冰一涌而下。法道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真聪明。”在滨州过了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年，这位非洲画家已经爱上了这座黄河岸边的城市。法道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滨州举办自己的画展，让更多的滨州人通过自己的画展了解尼罗河流域的文化、了解苏丹、了解非洲。穆罕默德·法道出生于苏丹共和国巴伯市，1994年1月自苏丹大学造型与应用艺术专业毕业，师从“非洲现代主义之父”易卜拉欣·埃尔萨拉希。十几年来在苏丹和沙特等阿拉伯多家艺术院校从事美术教育工作。2010年法道加入国家艺术家联合会。他的作品不仅被苏丹国家博物馆收藏，更被沙特王室、迪拜酋长、各国石油商、欧美日等知名画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货币基金会等购买收藏。法道先生部分作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官Erasmus先生携夫人及家族成员参观法道在乌姆杜尔曼文化艺术中心的展览时，高度评价法道先生的创作，“从他的作品中你能感受到温度，这种温度不是主观地将一切静止固定，人物或场景的具体感触像拥有魔力一般在跟人们交流。”随后Erasmus先生邀请法道先生赴迪拜举办个人油画作品展，Erasmus夫人与女儿主动要求收藏法道先生作品。2014年KIA集团举办“文化遇上技术”为主题的法道个人非洲油画和汽车联展活动。展出中一位迪拜富豪一口气购入法道先生三幅油画，“他的画唤起我童年的幸福往事，使我轻轻松松享受快乐和满足。”KIA集团苏丹总裁见此场景，说道：“技术可以满足人类对未来的想象，而文化可以慰藉心灵的愉悦，二者缺一不可。”2015年12月，法道在中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成功举办“烈日灼心”个人油画作品展，带有非洲气息的作品在北京引起轰动。中国著名文化学者、艺术品投资专家吕立新先生评价他的作品：“黑得自信、红得霸气”。2016年1月，法道在北京举办“庆祝苏丹共和国独立60周年法道油画作品展”，受到与会各国使节的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称法道的画：“从非洲大地走出的，带有遥远部落气息的作品；唤醒人类自身的认知，文明无处不在。”·展览·1994年：毕业作品展1996年：法国文化中心展1996年：苏丹喀土穆希尔顿艺术家联展1996年：利比亚国家艺术家联展1996年：英国文化中心展2007年：苏丹国家博物馆艺术展2008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巴哈艺术展2014年：乌姆杜尔曼文化中心展2014年：喀土穆KIA集团”文化遇上技术”展2015年:中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展2016年：庆祝苏丹共和国独立60周年法道作品展（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李洪勇实习生王秀杰）责任编辑胡旭阳

“欢乐迎春文化荟”闹火新春 15000余人受益，掀起猴年新春文...

这边书法笔走龙蛇，那边猴儿闹春笑声一片……2月22日，正月十五，“欢乐迎春文化荟”丙申年春节系列活动圆满落幕。正月十五，市文化馆群星广场上开展了热闹的元宵文化活动。该活动自1月28日至今，以滨州民俗为根，共举办讲座6场，文艺演出11场，培训3场，互动项目57期，非遗展销7天、参展项目9家。整个活动受益人群15000余人。这次春节系列活动由市文化馆主办，旨在积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展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底蕴和渊源，最终为广大市民呈现了一场规模大、特色浓、项目多、节目精的民俗文化盛会。孩童感受“指尖上的非遗”。据了解，该活动分七个特色项目，分别是：“舌尖上的非遗”、“指尖上的非遗”、“百子纳福绘新春”儿童美术作品展、“名家面对面系列讲座”、“春天的邀请舞蹈大讲堂”、“福到丙申·2016年全国春联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展”。它们分别以舞台表演、民间文艺团队展演、传统手工技艺互动、美食分享品尝、美术展览等形式呈现出来，集中彰显了“文化强市”战略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效果显而易见。如“福到丙申·2016年全国春联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展”收到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的8000余幅春联作品；“舞动春潮”2016广场健身舞展演参与人数多、规模大，集中展示了全市广场舞的最高水平，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舞动风采的文化旋风；如市国家一级演员荆延国带来的吕剧课堂，既有滨州戏曲史的娓娓道来，又有乐队的精彩助阵，还有小戏苗惟妙惟肖的演绎，让现场观众看得投入，听得陶醉。家长与孩子共制“福”字。市民在书法课堂上练习。“舞动春潮”2016广场健身舞展演。“群星灿烂”2016百姓才艺展演中的二人转节目。（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刘清春通讯员吴延香）责任编辑胡旭阳

北辛文化时期的艺术与经济形态(下)

孔子在《系辞下传》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句话道出了一切艺术的来源。据目前考古发掘来看，考古人员曾在章丘小荆山遗址和西河遗址发现了少量的后李文化时期陶猪和陶人面等陶塑作品，其作用现在虽然还不清楚，但显然是当时较为成熟的一种艺术形式，应与当时人类对自身及身边事物的关心与了解有关。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也是驯化数量最多的，可供给人类肉食的一种动物。人们塑造陶猪这一艺术形象应该寄寓着他们祈望拥有、繁殖更多猪，以获得更多肉食的愿望。陶人面则应是出于早期人类对自身的了解，或是对祖先的崇拜产生的一种类似后世祭祀意义上的神圣物品。滨州后李文化时期的孙家遗址由于未经正式考古发掘，尚未发现类似的陶塑作品。但到了北辛文化时期，各种脱离单纯实用目的的骨蚌类装饰品开始大量出现，说明人们的审美意识已逐渐从生活和祖先、自然崇拜等信仰中独立出来，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特性。西南庄遗址出土的蚌饰骨蚌饰品大量出现，独立审美意识开始成熟骨蚌器由于质地较软，宜于加工，远古时期的人们在将其制作成生产、生活工具的同时，也不断地将自己的审美观念灌输其中，从而形成了脱离于单纯实用目的的装饰品。这种装饰品是人们审美观念不断成熟的产物，是先秦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期人们装饰的首选物品之一。在邹平西南庄遗址北辛文化地层中，除去出土大量与农业、渔猎有关的蚌镰、蚌刀、骨刀、骨锥、骨镞等生产、生活类器物外，还出土有大量北辛文化时期的骨笄、骨饰、蚌饰等装饰品。其中，有1件圆形锯齿纹蚌饰，直径2.1厘米，厚度只有0.12厘米，中间钻孔，孔直径0.4厘米。蚌饰外沿为均衡细密的锯齿纹，制作十分精致。这件骨饰应该是当时穿绳系戴在身上的饰品。还发现了几件蚌饰，也都饰有细密的锯齿纹。还有一件圆形骨饰，也在四周饰有阴线刻的锯齿纹。当时，蚌镰、蚌锯等生产工具十分发达，尖锐的锯齿纹利于粮食作物和植物的收割。这种来源于生活的锯齿纹也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深化，从而成为人们审美的一个重要追求。骨簪心形骨饰品管状骨饰品在西南庄遗址北辛文化地层中，还发现有管状和环状骨饰品，另有一件修整成漂亮心形的骨饰品，非常精致。用于装饰的骨笄发现的数量更多。这些骨笄多呈细长圆柱体或扁柱体形，尖端多为尖锥形，有的尖部较钝，但很光润。这些骨笄全部通体磨光，有的素面，有的饰有凸弦纹，十分美观。这些饰品都已经脱离了单纯实用的目的，突出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已十分成熟。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生产工具是人类赖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是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通过西南庄遗址发现的大量遗物，可以推知当时的农业、家畜饲养业、渔猎采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状况明显进步于后李文化时期。北辛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业和狩猎采集为辅的农耕模式，手工业仍处于从属地位，但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各种造型和装饰艺术的出现，说明北辛文化时期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此时，母系氏族公社经过最为发达的全盛时期，进入晚期阶段，并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而所有制形式也相应地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慢慢转化，婚姻形态则发展到对偶婚阶段。此时，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可能已经出现。家庭的出现主要表现在房屋结构的变化上，即小房子的普遍出现，并替代了后李文化时期流行的大房子，这很可能是较小的人口单位——家庭产生的一个标志。后李文化时期的房屋，室内面积多在30平方米左右，有的甚至超过50平方米。而北辛文化时期的房屋一般只有4－6平方米，达到10平方米的都十分少见。西南庄遗址北辛文化地层由于被淤沙所扰，没有发现完整的房址，但发现了大量与墙皮、居住面或其它建筑遗迹有关的红烧土块。这些红烧土块厚度在5－10厘米左右，一面平整光滑，另一面有芦苇和灌木条等印痕，证明西南庄遗址也有大量房址的存在。由于西南庄遗址出土文物比较丰富且具有典型性，一段时间内考古学者将分布在青州、临淄、周村、长清、章丘、邹平等地的以西南庄遗址（原称为苑城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性质基本相同的十余处北辛文化遗址统称为北辛文化苑城类型后来又有学者称其为鲁北类型以该类型为例，目前发现的完整房址仅见于位于临淄的后李和位于长清的王官遗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多呈圆形，面积在10平方米之内，大多只有4－6平方米，有斜坡式门道。西南庄遗址的房屋结构应该与其大致相同，也以小房子为主。从大房子到小房子的变化，不是人们的房屋建筑能力下降了，而是应社会需求出现的一种新变化，此时的每座房子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消费单位，是家庭产生的一种标志，而非后李文化时期的母系大家庭模式。北辛文化鲁北类型发现的墓葬也很少，仅见于后李遗址，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未见葬具，少见随葬品，说明当时社会生活资料还很有限，先民主要还是过着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生活。北辛文化时期虽然已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但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这种家庭主要还是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妇女在社会事务和生产上的地位依然高于男子，大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私有财产几乎不存在，即恩格斯所说的“共产制家庭经济”模式。但到了北辛文化晚期，开始出现少量的剩余财产，不排除此时已有私有化的倾向或是开始孕育私有制的萌芽。（作者张卡）责任编辑胡旭阳